豺狼當道，安問蟻螻！

從張綱埋論典故看尤天福案

監察委員　李復甸、馬以工    

去年九月，高雄一名拾荒補貼妻與子微薄收入的男子尤天福，因撿拾曾姓男子置於門外路旁之金門高粱紙箱，遭高雄地檢署訊問，檢方開庭後，尤天福跑到失主家門口喝鹽酸自殺，指控檢方逼供而送醫不治。本案震驚經社會，監委自動調查發現本案雖尚無逼供事證，惟尤天福已於事後向曾姓男子道歉且返還紙箱，檢察官實無需勞費心力偵辦此種價值輕微的小案，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五三條，並參酌最高法院欠缺實質違法性的判例，作成職權不起訴處分。

經調查發現，尤天福過去亦曾撿拾田邊四枝鐵條，惟該案承辦檢察官當時亦未作成職權不起訴處分，而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尤天福遭判處拘役30日，易科罰金3萬元。前後二案承辦檢察官均未作成不起訴處分，可見制度層面確實存有問題。 

李復甸委員指出，現今檢察體系存在二大問題：

第一，「檢察一體未受尊重」：檢察長對檢察官所作書類沒有事前審查，只有事後送閱，因而對資淺檢察官之法律適用、工作態度與成效未能實際指揮與監督，欠缺社會歷練之年輕檢察官在獨立作業情形下，時而作出與社會通念不符的判斷，甚至肇生資淺檢察官「獨立偵辦」誤解。

第二，「檢察機關人事行政僵化」：原先辦案經驗豐富的資深檢察官，本該在地檢第一線辦案，才能有紮實的偵查結果。目前卻將欠缺社會歷練之年輕檢察官放在第一線獨立作業，等到經驗成熟表現良好，便「升官」到高檢，不再從事偵查工作。而檢察官升遷輪調，又多以案件之起訴定罪率為主要依據，因此檢察官便努力設法達成被告自白、認罪，遊走威脅利誘邊緣的各種方法因運而生，不堪的辱罵、諷刺，更是時有所聞。在此情況下，不起訴處分因存有被害人再議之風險，且制度上需簽核等程序，年輕資淺檢察官多避而不用。

本案調查報告並指出，承辦檢察官均誤認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不起訴之處分(即俗稱的微罪不舉)，必須以認罪為前提。實則，檢察總長黃世銘在本案約詢時指出，偵查中應注意「可罰的違法性」。也就是某一個行為，從形式或外觀上一看來，雖已符合刑罰法規的構成要件，但是，這種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，程度如果極為輕微，那就不具備實質處罰的違法性，應該否定其犯罪的成立。換句話說，行為儘管已符合刑法的構成要件，但因欠缺了所謂「可罰的違法性」，所以不成立犯罪。檢察總長黃世銘特別指出，檢察官應對微罪勇於作出不起訴處分，有效使用司法資源，維護社會安定。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度台上字第四二二五號判例[1]即足作為承辦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處分之依據。 

馬以工委員指出，尤天福前案所拾的四枝鐵條，非屬市售物品其本身來源已有可議，且價值甚低新品約5.36元，並非該案被害人所主張200元之數額，檢察官法律哲學、人文素養與社會歷練不足，導致檢察官偵辦案件時未能對案件進行多方面的考量，淪於辦案機器，缺乏人文關懷而與社會情感脫節。希望透過本案，促使檢察官在偵辦案件時，能盱衡社會觀感，並將被害人與被告雙方均納入考量。

本案調查報告末段更引用後漢張綱埋輪典故[2]，期許檢察機關將有限司法資源，用於偵辦巨奸大惡案件，蓋相較於目前社會重大案件，尤天福所涉還不到張綱不屑一辦的狐狸等級，實屬“蟻螻”小案，微罪不舉之刑事政策尚有待更進一步的落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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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最高法院74年度判字第4225號判例：「行為雖適合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規定，但如無實質之違法性時，仍難成立犯罪。本件上訴人擅用他人之空白紙一張，雖其行為適合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之侵占罪構成要件，但該信紙一張所值無幾，其侵害之法益及行為均極輕微，在一般社會倫理觀念上尚難認有科以刑罰之必要。且此項行為，不予追訴處罰，亦不違反社會共同生活之法律秩序，自得視為無實質之違法性，而不應繩之以法」；90 年度台上字 3010 號判決：「行為之外觀，雖適合犯罪構成要件之規定，但實質上如無違法性時，仍難成立犯罪。本件被告為水土保持並美化環境，未經許可在國有林地內供公眾通行之步道旁，種植少量觀賞用之茶花，其行為之外觀雖類似森林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擅自墾殖，但其目的係基於公益，並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主觀犯意，在一般社會倫理觀念，尚難認有實質之違法性，自難以刑責相繩」。

[2]帝永建、陽嘉年間，朝政更加混亂，民不聊生。順帝一面向上天祈求保佑，改永和六年為漢安元年；一面派遣八名專使巡行 各州郡，宣講聖上的威德，推薦人才，彈劾奸佞。八名專使大多是年老博學名士，都有顯要的職位，只有張綱年紀最輕，官次最低。張綱離京出巡到近郊洛陽都亭， 將車輪卸掉埋在地下，憤然宣稱：“豺狼當道，安問狐狸！”隨即草擬奏章，先彈劾太尉桓焉、司徒劉壽“尸位素餐，不堪其職”。又揭露司隸校尉趙峻、河南尹梁 不疑、汝南太守梁乾等貪贓枉法、違法亂紀，並用檻車將他們送交廷尉治罪。還指控魯相寇儀有犯罪行為，寇儀畏罪自殺，後成為世人抨擊權貴，不畏強權典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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