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方朔鼓勵學生「心懷浪漫的夢想,唸好書後,參與運動,實踐理想」

(本報特稿)「許多我們熟悉的藝術、文化、環保運動在六0年代就已播種,現在仍持續在消化。」文化評論人南方朔強調,這四十年來還在消化六0年代留下的價值與精神,而此時正是關鍵的時刻。

龍應台文基金會「思沙龍」昨〈21日〉邀請文化評論人南方朔主講「『六0年代』的『破』與『立』」,由文化評論人張鐵志主持。現場250位聽眾到場聆聽,外交部無任所大使陸以正、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長陳冠甫、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董事長賀陳旦、台灣松下電器公司董事長洪敏弘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、竹圍工作室負責人蕭麗虹、IC之音副台長田麗雲也蒞臨參與,現場討論熱烈。

南方朔談到,戰後的五0年代是沉默的時代,個人只想默默賺錢,把所有事務當成私人事務,今天所熟悉的議題包括人權、環保、女權、黑人人權…,在當時幾乎不存在。六0年代體制反轉,人們開始意識生活中點點滴滴的不合理,他們的「腦袋」被點亮,他們發現,原來被歸類於個人事務者,其實都跟政治有關,都是公眾的事,要改變個人命運要先改變體制。

六0年代人文薈萃,是帶動時代改變的關鍵,時代的先驅們提出具有未來性的主張,影響全世界,例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、切格瓦拉等等。六0年代的年輕人開始轉向一個共同的目標-關心人類,反核運動、環保運動、女權運動、同志運動…都開始成為關注的議題,他們開始想替人類找到一個新的未來、新的向度,創造一個新的時代。

南方朔分析,六0年代的年輕人奠定了「和平」的價值,使其成為一個新的普世價值。另一方面,他們也開始對「東方價值」的追求,透過禪修等等,探索另一種心靈平和的價值。六0年代的學生「能打、能跑、能逃」的街頭游擊運動模式,至今仍然延續發生在群眾運動中。南方朔說,六0年代的有話直說,讓群眾運動透明化,創造了新的社會運動型態,當社運可以公開化、合理化,就表示一個自由的時代來臨了。

不過,六0年代的大破與大立,也出現了副作用。南方朔說,六0年代開啟了媒體時代,聰明的政黨與政治領袖學會了運用媒體,作秀文化與欺騙文化也就成為社會主流。

有學生問六0年代的示威抗議與法治、自由、民主之間,應如何平衡?南方朔表示,法治、自由、民主不能高於人民的權利,六0年代西方學生發現社會最大的問題,就是「壓迫的忍耐」,很多社會問題肇因並非個人,而是「社會控制的技術」,例如貧窮問題不能簡化歸咎個人不夠努力,應該去檢查是否因為社會機制迫使他無法翻身。

有人問,野草莓運動為何沒有掀起像野百合運動的大浪?是政治氛圍及社會環境不允許?還是學生的能力不足?南分朔回應,台灣或中國的學生運動都還難跳脫向權力者屈膝的傳統觀念,也就是對自己的認知還不夠完整。台灣的學生運動經常依附在政黨之下,野百合之所以成功,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符合當權者(李登輝)的需要,媒體知道當權者默許,便推波助瀾、大幅報導;野草莓運動處在當權者不支持、在野黨也因弊案喪失合理性,因此,野草莓的困難其實是「時機不好」。

東吳大學法律系的學生表示,六0年代的社會運動與影視娛樂界的影星歌手密切結合,使得群眾運動更浪漫激情,她好奇,當時的社運與流行音樂之間的關聯性,以及台灣是否也有這樣的環境?南方朔認為,六0年代是個全新的創造,生活面的詩歌、語言、文學、音樂、美術,都有創新形式的表達。因此,當私的生活與公共議題結合;次文化與學生運動結合;抗議與新生活文化合而為一,賦與群眾運動正當性,得到更大的支持。

南方朔認為,六0年代是一個浪漫主義的時代,一個理想主義濃烈的時代,參與運動的年輕人最後幾乎沒有一個人成為傳統社會界定的「成功者」,「不計較世俗功利」的精神依然影響著他。南方朔鼓勵台灣學生心懷浪漫的夢想,將書念好,累積知識及判斷事物的能力,學習對同胞的關懷心,參與學生運動表達看法,成為不能斷的社會關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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